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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三秦骄子

孔从洲同志1906年10月2日出生于西安市灞桥区桥梓口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4年初,失学在家的他,在既不能继续读书,又找不到事情可做,思想上极度苦闷的情况下,毅然告别父母,辗转上千里,徒步奔赴榆林,参加了杨虎城创办的军事训练学校———安边教导队,经过8个月严格训练,成长为一名具备初步军事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革命军人。1925年5月,与西北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相识,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使其参加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1925年冬,担任杨虎城部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炮兵第三团第一营第三排排长。从此时起,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担任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之前,从炮兵排长到连长、营长、团长达十年之久。

“西安事变”前夕,孔从洲离开了十余年的炮兵岗位,担任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遵从杨虎城将军命令,对驻扎在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宪兵团、公安总队,交警总队、保安团、特务系统进行了秘密摸排,对其番号、兵力、驻扎位置等情况作了详尽掌握,并进行了有针对性地演习,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作了充分的准备。

1936年12月9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在易俗社邀请来西安的南京军政要员观看秦腔戏。当夜,孔从洲率军进行秘密演习。11日晚上,张、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宴会结束后,孔从洲接杨虎城电话,赶赴杨虎城住处,始得张、杨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他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孔从洲被决定继续担任西安城防司令,负责西安城防,指挥警备二旅和炮兵团,担负解除宪兵团、公安局、保安处、交警大队、驻省政府宪兵连和西郊飞机场驻军武装,占领机场和火车站的任务。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四时,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信号打响后,孔从洲指挥警备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驻守西安的蒋顽之敌发起攻击,部队仅仅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战斗,便痛快淋漓地解除了大部分敌人武装。西安城内所有南京国民党的军、政、宪、警、特武装基本上被一网打荆此次事变除扣押蒋介石之外,还将随蒋来西安的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大员及其家属等五十六人一并扣押。整个事变过程中,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指挥果断、充分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大智若愚的个人魅力,也表明了他坚定的爱国主义胸怀。

蒋介石被扣押后,如何作好善后处理工作,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社会各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严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孔从洲在杨虎城召开的研究如何处理蒋介石的会议上,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冷静分析时局,反复阐述在有保证、有条件的情况下,放蒋回南京,以促成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大意义。他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不谋而合,这充分显示出了孔从洲同志的高瞻远瞩和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局观念。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他负责担任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为了严防国民党中央军的进攻和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安全,他邀请左权将军对西安城防布防情况进行实地视察,进一步修改完善了防卫计划,圆满地完成了保卫任务,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被迫出国考察。1937年5月,南京政府撤销十七路军,将其改编为第38军。6月,孔从洲奉命参加蒋介石举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即与赵寿山等人一起联名上书,向蒋介石请缨,要求率部北上抗日,杀敌救国。1938年初,奉命率领警备二旅从陕西泾阳出发,开赴朝邑、平民一带布防,担负保卫河防,阻止日军西进陕西的重任。在此后7年之中,率军先后转战山西、河南、河北等地,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和十七路军的尊严。日军占领大庆关后,严重威胁到黄河的正常航运和陇海铁路的安全,孔从洲巧妙地利用青纱帐作为掩护,以迫击炮近距离突然射击,组织步兵勇敢冲锋,迅速收复了大庆关,砍掉了日军伸向黄河西岸的一只脚。1938年6月,警备二旅奉命东渡黄河,坚守永济,阻敌西渡。

1938年8月15日,驻山西运城的日军出动3000余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掩护下,分三路向驻守永济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警备二旅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毫不畏惧,孤军奋战,与日军残酷激战八昼夜,战斗异常惨烈艰苦,阵地失而复得,多次易手,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挫败了敌人的西进计划,此即为著名的血战永济战役。永济战役是警备二旅首次与拥有大量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军作战。战斗中,他从实际出发,将阵地防御战与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相结合,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全军仅以400多人的代价,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永济战役的重大胜利。

永济战役结束后,警备二旅改编为独立第46旅,随即转战中条山。在坚守中条山的三年之中,孔从洲率部与第四集团军一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大小战役上百余次,粉碎日军11次大“扫荡”,光荣地完成了守土之责,使日军西进战略企图始终未能实现。

1939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蒋介石及阎锡山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阎锡山要求孙蔚如逮捕当地牺盟会负责人。孙蔚如转告孔从洲后,他立即找来共产党员何寓础(孔的秘书),让他马上通知在平陆的共产党员和牺盟会的同志做好撤离的准备,并给每一位共产党员换上军装,发给路费,派人保护他们安全转移到太行山区根据地,使200余名党员逃离了阎锡山的魔爪。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孔从洲等同志面对国民党及蒋介石集团的极端干扰破坏,一方面积极坚持抗战,一方面与党中央保持密切联系,模范地执行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对十七路军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党对十七路军的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典范”。“西北这支军队,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和我党有密切往来,是坚决拥护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早在1927年,孔从洲同志就向炮兵连指导员郭乐山、董林哲先后提出过入党申请,也向魏野畴同志提出过。1930年,又向南汉辰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党组织从各方面考虑后,认为他暂不入党,对革命、对工作更为有利。从1927年第一次提出加入党组织到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近20年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党组织始终与孔从洲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虽然身处党组织之外,但始终心系党的事业,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不同方式,贯彻到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使部队在极其困难、复杂的环境中得以保存和发展。1946年,他率部起义回到解放区后,经党中央批准,于9月1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7月17日,第四集团军17师在征得党中央同意后,在共产党员刘威诚、张阵复的领导下,在国民党河南洛宁县故县镇起义,加入到八路军的行列。1946年4月,在中央军的四面包围下,蒋介石对第四集团军又一次下达整编命令,下令孔从洲所属55师从巩县开往新乡“剿匪”,途中准备全部缴械,解散。迫于形势发展需要,他率部毅然于1946年5月15日起义。起义失败后,孔从洲同志先后辗转登封、南阳、镇平、巩县、开封、汲县、荷泽等地,于1946年8月回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怀抱,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亲切接见和慰问。

1946年夏,中共中央决定,重新组建西北民联军第38军,9月13日,38军正式宣告成立,孔从洲任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毛主席对38军重新建立电令嘉勉:“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1此后,38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首长的指挥下,突破黄河天险,参加解放战争。孔从洲率部先后参加了创建豫陕鄂根据地、渡江战役,挺进大西南、大西南剿匪等战役,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卓著功勋。

1946年,孔从洲担任了第二野战军新组建的特种兵纵队副司令。西南战役结束后,担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校长,为我军炮兵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抗美援朝战争输送了大批炮兵人才和武器装备。1955年7月,孔从洲调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5年中,为我军培养各种炮兵人才近4000名。1960年2月,孔从洲奉命负责筹备组建炮兵工程学院。学院成立后,他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把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中心环节来抓,使学院在短时期内迅速集聚了一大批教学骨干。在具体教学和生活当中,他注意从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生活上关心教师,尊重教师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行“以老带新”的活动,使一大批青年教师迅速成为教学骨干。1965年,孔从洲同志调离炮兵工程学院,担任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担负起炮兵武器研制重任,但他始终关心、支持着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和发展。

孔从洲同志是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开拓者之一。1962年2月,毛主席在接见孔从洲时,提出要研究对付雷达波的干扰问题。对此,孔从洲同志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充分调研和专题研究。正当这项工作准备正式开展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被迫中断。1975年6月,他再次提笔向毛主席上书,提出尽快开展我军电子对抗研究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使我军电子对抗研究和队伍建设逐步走上有计划、有步骤、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1959年8月29日,是孔从洲次子孔令华和毛主席长女李敏结婚喜庆之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孔从洲被毛主席派车接到中南海参加儿子的婚礼,这是孔从洲同志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毛主席见面。此后的工作生涯中,他从未利用与主席的亲家关系,谋取政治利益和个人好处,也从未因此而沾沾自喜,凌驾于组织之上,而是严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干好每一项工作。

今天,我们纪念孔从洲同志,就是要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敢于创新,勇于拼搏,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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